期刊简介
《岳麓公共治理》期刊是由教育部主管，湖南大学主办，依托公共管理学院建设的公共治理类专业学术期刊。本刊为季刊，国内统一刊号为CN 43-1559/C，国际标准刊号为ISSN 2097-2180。
本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求是尚公，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致力于推动公共管理学术交流，引领公共管理学术潮流，繁荣公共管理学术发展。本刊注重提炼总结中国国家治理创新实践经验，阐释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从而不断推动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也承接岳麓书院文脉，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目前，本刊的重点选题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政府运作、社会保障、公共政策、组织行为、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城乡发展和乡村振兴等。
在全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本刊愿与广大学界同仁携手打造一个开放、多元、并进的公共管理学术交流平台，紧扣时代之问、实践之问，打造公共管理学科创新成果宣传交流阵地，用期刊力量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研究，共同讲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故事。
机器学习方法在国际公共管理前沿研究中的应用——基于公共管理SSCI期刊论文的分析
王友奎;陈思丞;孟庆国;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的快速发展，对管理决策和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显著影响，也推动了公共管理研究范式的转变。尽管当前ChatGPT和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机器学习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还相对比较匮乏，也缺乏系统性梳理。本文系统性地梳理分析了机器学习方法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全景，发现以下特点：一是总体应用还属于起步阶段，以有监督分类和回归、无监督主题建模等方法为主；二是使用场景丰富，聚焦于议题识别、文本分类、情感分析和预测建模等；三是数据类型多元，涵盖了政策文本、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等。最后，本文对机器学习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展望，为未来数智范式下的公共管理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借鉴和支撑。
政策模糊性的测度与演化研究——以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政策为例
武楷彪;黄璜;政策模糊性是公共政策的核心属性，现有研究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而缺少定量化分析方法，由此带来结论外推性不足的问题。为此，本文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领域专家知识”相结合的方式，提出一套测度政策模糊性通用型的方法和工具，并以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政策为例开展实证分析。基于1986—2025年的1041份中央和国家层面政策，通过对从事公文撰写工作的公务员进行访谈，形成政策模糊性词典，从而实现对政策模糊性的计算分析。本文首先描述政策模糊性整体演化特征：在政府信息化阶段，政策模糊性呈现相对无序的演化状态；在电子政务阶段，政策模糊性逐步下降；在数字政府阶段，政策模糊性则呈现上升趋势。其次，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政策颁布数量、机构及文本主题与政策模糊性的关联。最后，本文讨论了中国政策演化的非线性特征以及其中体现的权变逻辑。
结构互嵌、技术认知与多层级政府平台化运行——基于E市“一网统管”三级平台的分析
柳馨;当前，政府建设各类数字化平台已成为其增强社会回应性、应对社会系统性问题的主流治理方案，“平台”正深刻地影响着政府组织的运作。一方面，通过新技术实现跨层级或多层级整体性治理的平台模式正大量涌现；另一方面，我国平台型政府的建设推行仍需依附于科层体系的内在逻辑和治理需求，由此平台型政府如何与科层组织特征衔接成为关键议题。本研究聚焦于多层级平台数字政府实践中的纵向差异和运行逻辑，提出“结构互嵌-技术认知-平台运行”的解释框架，基于对超大城市E市“一网统管”三级城运平台的嵌套式案例研究，发现结合平台设计特性与组织目标，高层级政府、中间层级政府、基层政府平台化运行分别体现出架构性、枢纽性、工具性的逻辑指向。平台型政府转型围绕场景创设等关键任务催生出权能调整和数据资源协同的新结构，其与原治理结构的互嵌程度是解释各层级平台实际运行样态的关键要素，对新技术的目标定位、适配预期等技术认知要素进一步影响了这一因果链条，由此理想的插拔式、可拓展的平台效能可能被不同程度地削弱。实现政府平台化转型从层级衰减到多层联动的整体性运作，要通过制度赋权、结构调整、认知再造等方式理顺纵向层级平台的联结和互动关系，以实现技术对组织的多级赋能。
国家计算能力、注意力分配与试点创新——来自浙江省的证据
李立;黄圳;尽管地方政策试点创新的驱动因素和扩散机制已得到广泛研究，但试点创新成功的内在逻辑仍未被充分阐释。本研究从政府注意力和国家能力的理论视角出发，揭示了地方政府在试点创新中取得成功的路径，强调了“主观意图”(条件A)与“客观资源”(条件B)协同作用的重要性。在专业化水平较高的政策创新领域，例如数字化改革相关的试点创新中，地方政府不仅需要具备基础的国家能力，还需拥有强大的专项国家能力，即国家计算能力。通过浙江省数字化政策试点创新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仅依靠推动数字化改革的政府注意力分配(主观意图)不足以确保政策创新的成功，唯有同时具备注意力分配和国家计算能力，才能显著提升地方政府数字化改革试点创新的绩效。本研究为理解地方政府试点创新的成功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并为推动数字化改革的政策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制度、组织与社会：社区治理共同体生成的三重逻辑——来自一个大型易地搬迁社区的经验研究
黄六招;当前易地搬迁工作重点转向后续扶持阶段，易地搬迁社区治理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任务，然而当前易地搬迁社区普遍面临着生计转型困难、服务供给缺失、心理空间断裂等诸多治理困境。本研究从空间场域的三大特性出发，构建“制度-组织-社会”的分析框架，探究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首先，内外双重制度供给实现了社区共治秩序的生产，形成自上而下行政主导和自下而上社区自治的制度环境；其次，通过组织嵌入和组织再造方式将异质性的治理主体黏合，促进其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集体行动；最后，在秩序生成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资本和生计资本，以实现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再塑造。通过“制度-组织-社会”三重逻辑互构，生成了具备共治环境、共识目标、共同体意识的社区意义共同体，进一步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这为理解现实图景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数字实践何以可能?——基于新内生性发展视角下的案例考察
王明玉;潘炜旻;以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正逐渐改变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乡村走向新内生性发展。新内生性发展理论是乡村发展的新指导理念，由乡村内部的行动者开展行动，经由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中层社会力量的工具手段和自下而上的创新行动等内外融合的发展方式，激活地方性活力。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以浙江省W村的智治小程序建设过程为例，考察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数字实践何以可能。研究发现：通过组织强化机制，基层党组织能够聚合资源，推动公共价值生产；通过技术赋能机制，能够推动村民参与的量化治理和规则重构，为村民提供标准化、规范化、可计算的平台；通过社会凝聚机制，能够调适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数字实践中，会出现数字悬浮、干群互动危机等困境，需要治理者进一步优化发展路径。
多样与共识能否兼得？政策工具驱动下城市环境治理包容性的演化机制研究
吴梦竹;母睿;陈苡睿;崔月华;城市环境治理具有多主体依赖的关键属性，确保治理过程的包容性对协作效果至关重要。包容性体现为多元主体参与(多样性)与集体共识达成的动态统一，但两者在不同协作阶段呈现差异化张力。现有研究识别出包容性强烈依赖于政策工具的驱动作用，然而缺乏对不同类型政策工具联合作用的研究，更缺乏不同治理阶段中政策工具驱动路径差异的探析。本研究基于我国16个环境治理案例，探讨多样性与共识在不同治理阶段的变化，同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考察政策工具对多样性与共识的协同驱动效应。结果表明，包容性呈现阶段性演化特征：协作初期，包容性体现为共识导向，并高度依赖于规制工具与信息工具的组合效应；中期凸显多样性-共识张力，需要在重视规制工具和网络工具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治理目标有选择地运用经济工具或信息工具；协作后期包容性趋向整合平衡，包容性由经济工具、信息工具驱动，规制工具与网络工具等效替代。研究丰富了包容性的理论内涵，揭示了政策工具的非对称替代与阶段等效性，突破了单一工具静态分析范式。通过动态组态路径，研究为地方政府提供适配财政能力与执行力的差异化治理策略，推动包容性治理从理论构想走向实践落地。
“当资源成为负担”:城市社区治理中非意图负担的发生机制与影响
毛雪雯;刘博奥;治理资源下沉是政府解决社区负担的重要途径，但部分下沉资源却因社区承接能力的限制而成为冗余资源，并催生新的社区负担。现有研究较少从资源属性的角度关注冗余资源的转化及其治理影响。基于此，本研究以S市L社区干部下沉为例，运用个案研究法分析发现：资源具有物质属性、任务属性与权力属性。当社区不能有效承接政府下沉资源时，下沉的冗余资源将在资源错配化机制、任务失能化机制以及权力象征化机制三重机制的作用下转化为社区负担。本研究将这类社区负担提炼为非意图负担，即负担产生的原因并非上级直接或间接施压，而是政府在难以掌握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制定公共政策产生的非意图后果。从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的视角出发，完善政府与社区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以及提高政府下沉资源的精准性与有效性是避免形成非意图负担的关键。研究不仅在学理层面探讨了冗余资源引发城市社区负担的类型样态与形成机制，也能为仍处于资源过载之下的社区以启发和警醒。
信息感知、信任及共情对医疗众筹捐赠意愿的影响研究
钟玉英;许贤池;王维维;侯婧一;为了保障人民健康，我国建立了以医疗救助托底、基本医疗保险为主，补充医疗保险为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但一些遭遇重特大疾病的家庭仍有可能因高昂的医疗费用而一夜致贫。借助互联网发展起来的医疗众筹为解决医疗费用问题提供了新途径，但医疗众筹面临的信任危机限制了公众医疗众筹捐赠意愿，难以使其发挥积极作用。本文基于说服理论、信任理论和共情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信息感知、信任和共情对公众医疗众筹捐赠意愿的影响及中介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信息感知、信任和共情对医疗众筹捐赠意愿都有正向影响，共情在信息感知和捐赠意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信任在信息感知与捐赠意愿之间存在遮掩效应。
